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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蕃兴佛运动与赞普功德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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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 2019-05-27 11:00:36来源: 藏学所

2019-05-27晚,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任小波博士应我所之邀,以“吐蕃兴佛运动与赞普功德经本”为题,为我所师生带来了一场精彩的学术演讲。本场讲座由熊文彬教授主持,张延清副教授担任评议人。我所讲座教授巴桑旺堆教授,以及玉珠措姆副教授、邹立波副教授出席了讲座。本场讲座系“大吉青年藏学家系列学术讲座”的第五场,吸引了四川大学、西南民族大学的众多师生到场聆听。

讲座伊始,任博士首先介绍了国际敦煌藏学研究的新进展。任博士指出,目前国际学界对于敦煌藏文写本的研究,已经完成了从世俗文献到佛教文献的重心转移,尤其对于敦煌藏文密教文献的释读,成为藏传佛教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势。任博士强调,吐蕃佛教与敦煌佛教发展的联动性这一课题,目前仍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墀松德赞时期以降,吐蕃兴佛运动的东渐敦煌和汉地佛教文化的西传吐蕃本部,成为相辅相成的两个趋向。敦煌藏文写本中的“赞普功德经本”,正是吐蕃兴佛运动的政治文化遗产。

随后,任博士基于佛教在吐蕃发展的历史脉络,介绍了吐蕃历史上的历次兴佛证盟,指出墀松德赞通过君臣“证盟”(gtsigs)的方式来推行佛教,这在西藏佛教史上是一个创举,提示桑耶寺兴佛证盟《诏书》的颁布,尤其《桑耶寺碑》的树立,很有可能借鉴了印度阿育王法敕(石柱、摩崖)的传统。由此引出印度观念对于西藏的影响问题,诸如“转轮王观念”、“四天子说”,在吐蕃兴佛史料和敦煌藏文写本之中均有确切体现。

赞普功德经本的历史渊源和内涵,与吐蕃王廷在全境范围内兴佛的政治文化举措有关。任博士从吐蕃赞普被称作“转轮王”(’khor los sgyur pa’i rgyal po)或“法王”(chos rgyal)这一历史现象切入,指出藏文文献直接或间接称赞普为法王始于墀松德赞时期。四川石渠《丹达沟(’Dan khog)摩崖石刻》题记称墀松德赞为“赞普菩萨”(btsan po byang cub sems dpa’),西藏《琼结桥碑》称晚年的墀松德赞为“大法王”(chos rgyal chen po)。同样,基于吐蕃兴佛运动这一历史背景,后世佛教史家将墀祖德赞称作“法王”谅非全无依据。PT 98号《巴宰相(’Ba’ Tse syong)写经》题记,称墀祖德赞“依教护政”(chos bzhin rgyal srid skyong ba);PT 99.3号《无量光佛净土功德·瑜伽师赞》中的“法王”,或指墀祖德赞。《娘氏教法源流》称墀祖德赞“政教相应”(chab srid chos dang mthun)、“世法与佛法并举”(mi chos dang lha chos gnyis ka gtan la phab),亦属一脉相承。此外,后吐蕃时期的敦煌藏文写本提及吐蕃赞普,仍然袭用“法王”这一笔法和观念。

进而,任博士探究了墀祖德赞时期写经事业的政治缘起和历史背景。任博士指出,PT 175号愿文,即系墀祖德赞及其眷属作为愿主,在敦煌举行发愿法事并作功德回向的实用文本。此本所援引的两则赞普颁行的以兴佛为核心的“王臣盟辞”(rje blon thugs dam),表明举行于吐蕃本部、宣谕于全境各地的兴佛证盟及其举措,又以发愿法事(mchod ston)的方式在东境敦煌地区获得集体性的确认。其中关于“《般若》等经”的段落,或即墀祖德赞时期敦煌写经事业的肇端。任博士强调,根据PT 999号《〈无量寿经〉写经账册》,当时举行于敦煌的官方发愿法事,须依吐蕃王廷(Pho brang)、教法大臣(Chos gyi gzhi ’dzin)以及东境安抚大使(bDe blon)的诏命或告牒而行。敦煌藏文愿文中的“赞普愿文”,大都具有这一背景和内涵。

此后,任博士讨论了吐蕃时期尤其吐蕃统治敦煌时期为赞普做功德的几种方式,着重对于写经、造论、译经等“功德回向”(sku yon du bsngos pa)做了讲解。

第一种功德回向方式是建寺。西藏《江浦寺碑》作为墀祖德赞君臣所达成的兴佛盟辞,记载舅臣蔡邦氏(Zhang Tshes pong)“为仰报赞普之鸿恩,遂回向赞普之功德”(bka’ dr?n chen po bsab pa’? phyir // btsan po sku yon du bsngos te //),捐资建造此寺。碑文所谓“功德回向文书正本”([sku yon du] bsngos y?g bla dpe),即为称颂墀祖德赞功德、鸿恩的愿文。

第二种功德回向方式是写经。吐蕃统治敦煌后期,墀祖德赞曾亲自发愿并勅颁诏书,开展了大规模的写经事业。ITJ 1359号《〈大般若经〉写经纪录》记载,马年以及羊年(826/838年以及次年),敦煌经坊受命抄写《大般若经》,作为赞普“天子功德经本”(lha sras ky? sku yon dar ma)行世;PT 1111号《沙州寺庙支粮账册》,则是马年以及羊年写经、设斋(sku yon dar ma dang bla skyesu mdzad pa)的用度纪录。当时所写经本的大宗,乃是藏汉文本《大般若经》、《无量寿经》,尤重此类经典对于赞普政德、政躬的现世意义。敦煌以及河西一带汉族民众,正是藉此获得了令后世瞩目的藏语文能力。

任博士指出,吐蕃写经具有两个特征。其一,有写经的范本。《娘氏教法源流》记载,墀祖德赞曾命“善书堪布”(yi ge’i mkhan po)制作《普贤行愿王经》、《三聚经》、《金汁大般若经》(gSer ’bum)的范本。与此呼应,西藏山南卓卡寺(Gro mkhar)所藏《御用大般若经》(Bla ‘bum),与敦煌藏文《大般若经》在用纸、规格、内容、笔法等方面几乎一致。这批文献,即为抄于敦煌经坊、呈送吐蕃本部的赞普功德经本。其二,经文与愿文的相应。敦煌藏文赞普功德经本之中经文(佛经章句)与愿文(造刻题记)的结构关系,与墀德松赞时期所造藏东摩崖石刻情形一致。青海玉树《勒巴沟(Leb khog)摩崖石刻》、《贝纳沟(Bai khog)摩崖石刻》,以及西藏昌都《丹玛山(lDan ma’i brag)摩崖石刻》,均有这一特征。

进而,任博士从经本的性质、经本的功能、经本的厘定等角度,对于敦煌写经中的《大般若经》、《佛顶白伞盖陀罗尼经》、《五常三启经》以及“十善经本”作了个案分析。任博士强调,后世藏文史籍之中有关松赞干布甚至吐蕃先王奉行“十善”(dge ba bcu)的叙事,应是基于若干后期史实的文本演绎。779年桑耶寺兴佛证盟《第二诏书》,明确主张奉行“十善”之法;墀祖德赞于822年六月敕颁“十善经本”流通全境,正与同年五月唐蕃会盟、合约甫定的政治背景吻合,亦与源自印度、流行西域的以“行十善道”为核心的转轮王观念相关。基于这一背景,任博士将吐蕃“十善经本”厘定为ITJ 135号《菩萨行方便境界神变经·诣王品》、PT 970.1号《十地经·离垢地》、PT 969号《海龙王所问经》三个文本系统。

第三种功德回向方式是造论。对此,任博士以吐蕃译师法成(Chos grub)所造佛学论释《业报要说》为例作了讲解。此论集中阐述“八戒”(yan lag brgyad ldan ba)学说和“业报”(las ky bras bu)思想,明确提及是为在家信徒或施主(khyim pa)包括世俗君主的信仰需求所作。八关斋戒与受持十善关系密切,这一律仪广为在家信徒或施主所用。作为对于墀祖德赞君臣某次诏请的答辞,法成《业报要说》题记所谓“受清净戒”(sdom ba yang dag blangs pa)、“护持正法”(dam chos --- bsrung ba),恰为转轮王的基本特征。因此,法成撰造此本进呈赞普,亦有将墀祖德赞比况为转轮王的深意。

第四种功德回向方式是译经。法成继吐蕃译师释迦光(?ākya ’od)之后,将汉地伪经《善恶因果经》再次译为藏文。敦煌汉文写本之中,此经多达54件,可见流行之广。法成所造《业报要说》,实为《善恶因果经》的释论。任博士强调,或许正是基于墀祖德赞敕颁“十善经本”这一背景,法成决意重译《善恶因果经》。汉文《善恶因果经》,实以对治“十恶业道”(mi dge ba bcu’i las kyi lam)、奉行“十善业道”为其经义核心。此经中的“十恶业道”文字,全然袭自北魏时期菩提流支(Bodhiruci)所译《十地经论》相应语段。法成以其唯识学的兴趣和造诣,或许已曾意识到此经的造伪。在此背景之下,依然将此经译为藏文,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

最后,任博士以赞普功德经本的断代问题作了结语。任博士强调,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尤其墀祖德赞在位时期,作为意识形态和文化力量的兴佛运动遍及吐蕃全境,深刻影响了敦煌佛教的性质和形态。敦煌写本中的赞普功德经本,与赞普的政治文化观念以及涉及写经的文书制度关系密切。敦煌藏文、汉文写本之中,当然并非所有的经本都是赞普功德经本。唯有通过对于历史背景、经本性质、经文内涵的综合平衡的考察,才有可能为这些经本建立起较为确信的年代谱系。

任博士的演讲结束之后,我所张延清副教授作了学术评议。张延清副教授从三个方面梳理了吐蕃时期敦煌佛教发展的大背景:第一个方面,这一时期寺院数量增加。以寺院为核心的汉藏双语教育水平的提高,是大规模写经事业的背景之一。第二个方面,僧人数量增加。第三个方面,修建洞窟。吐蕃时期兴造洞窟,是敦煌洞窟修建的一个高峰。张延清副教授指出,任博士的研究高屋建瓴,理清了赞普功德经本写造的历史背景和思想意涵,尤其在汉藏文献阅读、整理上所做的努力,以及将敦煌藏文写本与吐蕃摩崖石刻进行比较研究的方法,都值得学习和借鉴。

最后,就演讲中的相关学术问题,在场的巴桑旺堆教授、熊文彬教授以及前来聆听的同学进行了热烈讨论,本场讲座在愉快的掌声中落下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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